作者｜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
华盛顿大学传播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
如果认为政府、新闻界或是公民有什么魔棒，掏出来摇一摇，所有问题就能解决，那就是天真了。但是，在各自范围内的小改变也能带来大不同。最重要的是，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传播问题的根源，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现在，电子民主的新时代即将破晓，我们再次面对机遇，可以进行一场全国性的重要辩论，讨论一下我们可以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参与活动。新的信息技术使公民能够与政治人物、记者以及公民彼此之间互动，这有助于我们就如何取得媒体权力的新平衡进行创造性思考。对于如何获取信息，公民可以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思考，这样就会带来变化。首先是参与公共生活，但不要再抱着“自由的媒体/自由的人民”这一神话不放。然后，开始自由想象，寻找替代方案。展开头脑风暴，思考一下如何建立一个更完美的信息秩序，这不会产生什么成本。我们应该鼓励政治报道变得党派性更强吗？新闻报道是否应该有更多的分析？政治喜剧在建构人们的政治观点，我们应该为此庆贺吗？政府是否应该激励新闻机构在重大问题、选举和长期社会问题的报道中尝试报道创新呢？所有想法都值得在公共论坛公开讨论，而不必担心这样的讨论是否会有悖于媒体自由的神话理念。在思考传播的方程式时，或许人们应该更多在输出端考虑多样性以及其他质量问题，而不是在输入端为自由的理想纠结。除了开动脑筋，思考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全国传播体系，公众还可以好好学习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传播体系。批判性分析可以用来解码新闻。如果人们学会读出新闻的言外之意，看到照片背后的门道，他们对新闻就会少一些失望和困惑。简而言之，若想更好地了解世事，并非简单地多读报多看电视就可，而是要以批判的眼光解码多方信息。若想更好地了解世事，不仅仅需要记住当天孤立的新闻事件中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做了什么。理解公共问题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影响能帮助我们理清思绪，决定如何回应。利用一些基本方法，就有可能认识并解码新闻中最常见的信息倾向性。以下建议有助于读者成为一个更具批判思想的新闻消费者。当新的信息被装进旧的公式中，人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去用新的观点代替原来的偏见。政治人物最容易讲、记者最容易写的故事，往往建立在有关这个世界的熟悉的形象上。除非这种炒冷饭的东西被识破、被扔掉，否则这样的新闻对公共讨论毫无帮助，只能固化某些肤浅的理解和老旧的思维。发现并抛弃那些诱导性的描述和时髦词语很重要。把奥巴马称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触动保守主义者的膝跳反应，他们只想用负面词语来给他贴标签，而他的进步派支持者则会被惹怒，因为他们从中看到的是一堵耸立的高墙，阻碍了有意义的传播。诸如“左派分子”“右翼分子”“大政府”“自由”，甚至“有地位的”“知情人士”这样的说法都会对信息进行限定，让人做出选择性解读。例如，新闻中“有地位的知情人士”经常是那些不负责任、匿名传播谣言、影射他人的高官。尽管这样透露出来的消息或是含沙射影本身值得怀疑，但是因为信源是知情人士，是官员，是有地位的人，这就增加了信息的可信度。一般来讲，具名的信源应该比匿名信源更有分量。当然，也有例外，即揭发者害怕自己的生命或生计受到威胁。聪明的新闻消费者应该知道，诸如“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或是“原教旨主义”往往是那些新闻运作大师用来破坏对手形象而给他们贴的标签。但是，这样的标签却贴得很牢固，仿佛它们是客观的描写。这并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左派分子或右派分子，或是这样那样的分子。问题是，新闻人物被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以后，新闻受众往往就不想再深入探究和了解这些人物了。在此，我想说的，并不是我们最终要同意罪犯、抗议者或是恐怖分子的说辞，而是，我们或许应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所想所为，并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比如说，也许有些人真的是“恐怖分子”这个词所指的那种反社会的报复狂。本·拉登和塔利班之流的言行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美国人的辩护。然而，泛泛地向恐怖主义宣战却为更多值得质疑的政治可能性提供了机会。而且，对恐怖主义的情绪化反应使值得怀疑的外交决策被轻易地贩售给公众。例如，入侵伊拉克，其借口存在严重的事实缺陷，但通过打感情牌，挡住了许多质疑的声音，这笔买卖还是做成了。当人们意识到问题时，为时已晚（如果把萨达姆·侯赛因当成反恐战争的靶子理由很充分，那么是不是很多其他非正义政权也需要我们去干涉？）此外，“恐怖分子”还被用来当作绕开法律程序实施拷问的挡箭牌，也让监听美国公民电话、偷看他们的邮件显得合理。如果谈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不用“恐怖分子”这样有分量的术语，那么行政部门就不敢轻易宣称有这种权力。从另一个层面看，大而化之地宣布“反恐战争”，也会妨碍对权利被剥夺群体的理解。对这一群体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被社会关注、想要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只能破釜沉舟，诉诸暴力。正如政治传播学者史蒂文·利文斯顿所言，“恐怖主义者”的标签通常被意欲推行自己政策议程的政治人物策略性地用在新闻中，而这样的标签则会影响如何讲述关于他们政策的故事。“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以及统计数字。”记住这句名言很有用。文献，包括统计数据和图片，都可以被断章取义，拿来作为当下观点的证据。只要与有力的形象、熟悉的情节或是深信的观念相吻合，那么证据往往就会看似真实。关于事实还有一个同样有用的警句，即事实从来都不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原始数据总是乱糟糟和模棱两可的。数据的模棱两可恰是它们的优势——它们使我们进行批判性思考，并探寻新的可能。当事实与说辞配合得太完美时，它们提供的是心理上的肯定，而不是对事实的验证。所以，“9·11”袭击之后，许多美国人都十分乐于听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瓜葛的说法，而很少有人想到，应该看看是否有证据可以去挑战政府的这种说法。为了抵抗这种新闻心理，公众在接受某一事实之前必须仔细辨别其真伪。首先，应该透过夸夸其谈的迷雾，辨清某种说法是确有依据，还是只有空口无凭的指责与断言。最重要的是，应该找出不严谨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也许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就那些值得推敲的事实进行分析解读，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值得关注的潜在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是急于把它们套进相关新闻的情节中，就会比较容易聚焦于这些游离的事实，然后锁定它们的方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中央情报局没有发现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染的证据，那么把伊拉克与“9·11”事件联系在一起还说得通吗？这里不是说去向《时代》周刊核实《新闻周刊》的报道，而是说，应该把那些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历史记录，反映了批评人士、反对组织或是无利益纠葛的学者思想的出版物和文献纪录片当作参考。利用互联网可以很容易搜集到关于任何话题的海量信息。各大搜索引擎已经深入新闻和信息的不同领域。应该认识到，虽然并非所有的搜索结果都可靠，但是，还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公认的信息源，可以为简短的新闻报道提供一些翔实的补充信息。关于牵涉美国的一些国际问题，还可以参考一些知名的国际新闻机构的报道，如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的节目可以通过互联网、卫星广播收听，或是可以通过苹果iTunes软件下载播客播放。而且，在多数互联网主要门户网站上，可以设置（免费）新闻追踪和递送服务。通过申请新闻追踪，网站会把连续报道中的新信息每天递送给用户。一些搜索引擎还为用户提供关于信源质量和可信度的信息。此外，使用一个商业化倾向不太明显的搜索引擎对某一话题进行搜索（google可能是最好的），通常会获得大量来自利益组织的高质量信息。这些组织的政治议程可以通过查询它们的网站进行推断和评估。参与博客上关于新闻报道的讨论既是一种消遣也可以激发思考。最后，为了驾驭信息大潮，最好装个简易信息聚合阅读器（RSS）。有时，新闻中似乎找不到什么不严谨的事实供我们另作解读。被成功控制的新闻，事实材料的数量刚好满足政治剧本塑造形象的需要。当政治人物成功推出他们按剧本表演的新闻事件，或者说虚假的新闻事件时，媒体倾向于只报道那些特意植入的、可以增加可信性的文件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必须学会识别虚假新闻事件的特点并解码其中传递的政治讯息。当然，第一条锦囊妙计就是，成功的虚假新闻事件当中并不会让你看到很多漫无边际的事实。当一个总统要对某事宣战时，新闻消费者应当准备好从中寻找政治表演的痕迹。入主白宫将近两年后，里根宣布要向犯罪开战。那时的政治表演还算朴素。当时，他宣布支持一揽子立法，要让侵犯守法美国公民的罪犯付出更大的代价。里根的整个表演，目的是塑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形象，汇聚民意支持，笼络那些心存恐惧、经济困难的民众。这一表演在里根首次遭受重大政治失败（国会推翻了他对一项重大联邦开支法案的否决）之后两天推出，并非偶然。不过，有没有可能里根总统的媒体公关团队也已经设计好了他获胜的剧情安排并为之候场？细心的新闻批评人士应该能够发现其中的政治表演痕迹，然后将其与演员的政治际遇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你可能会担心这些建议会让你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不是批判者。还有谁可以相信？还有什么值得相信呢？新闻批判的目标不是否定一切，而是面对人云亦云的压力，学会对世界大事进行独立、自信的思考。这里的意思也不是要怀疑所有的权威，而是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就会引出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先入为主的观念（还有偏见）在筛选和接收新闻信息时，会发挥重要作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应该在任何可能的场合，用与之相左的信息，挑战这些观念。自我批判并不是说要把原有的观念连根拔除，也不是说要像当初树立某种观念时那样快地把它们拆毁。它的目的是，确保我们的信念不会成为一面横在真相面前的墙。当信念有助于我们建设性地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时，它就会发挥最大的作用。当信念被作为绝对真理来捍卫而导致所有与之对立的证据被忽视时，它就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因为多数新闻包含正反两方，人们通常简单地选择相信与他们原有观念接近的事实，因而从不会改变对世界的看法。但是，如果新闻中的双方都不能为思考某一问题提供有用的方法，又该如何呢？如果双方各有优点，又该如何呢？摆脱目前的政治困境需要具有挑战现存政治信仰的决心，而要挑战这种信仰，最好的方法就是拒绝在新闻中寻找印证我们已有信仰的证据。正如本书之前所探讨的那样，很少有人用政治喜剧秀替代其他信息源，但是会通过政治喜剧秀对从其他信源获得的信息加以正确的理解。当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运作的工具时，现实危险地滑向荒诞的边缘，喜剧秀或许是矫正这种趋势最好的方法。如果公民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采取更机智的政治行动，或许政府利用老一套的传播模式上演乏味真人秀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喜剧秀也许会有帮助，但是，如果新闻从一开始就无须费力解码，能够提供更具挑战性的视角，那么，成为知情公民的任务也就会容易些。主流新闻媒体不大可能声明自己会摆脱模式化报道，独立于政府官员进行日常新闻发布。然而，在现有的职业限制下，新闻业者依旧可以有所作为，改进自己的产品质量。现有新闻体系所面临的经济与信心两方面的危机可能会给创新带来机遇。
本文选编自《新闻：幻象的政治（第9版）》，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否则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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